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不是奴役，而是解放；我大可不带着任何自夸或不冒犯任何人地宣称，我们正立于道德、社会与*治文明的顶点。我们的任务是引领并指导其他民族前进。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后来成为首相的巴麦尊子爵（Palmerston）在年曾以如上这般近乎傲慢的口气吹嘘着不列颠的使命。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接受这份傲慢，但年的英帝国确实如同“初夏的太阳”一般，自信地展现着对于世界的统治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及其主宰下的19世纪确实在各个方面塑造了我们今日的世界。通过阅读英帝国的历史，观察它犹如四季的生命周期，我们得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现连接的桥梁。而在其中，我们既能发现最高尚的解放事业，也能见证最卑劣的奴役与谎言。
关于英帝国史的研究开始于英国史学家西利（J.R.Seeley）。他于年出版的《不列颠的扩张》（TheExpansionofEngland,MacmillanandCO.,）为后世的英帝国研究开创了诸多经久不衰的母题。不过让他这本书为一般人所铭记的却是他那句著名的论断，即英帝国是在“漫不经心中征服了半个世界”（haveconqueredandpeopledhalftheworldinafitofabsenceofmind）。这种英式“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让人们几乎忘记了英帝国本身是充满血与火的*事征服的结果。
当人们讨论“不列颠统治海洋”时，自然会把荣光归于帝国建立的首要功臣：皇家海*。本·威尔逊的《深蓝帝国：英国海*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就以史诗般的语言，描绘了英国海*自创立之初以来参与的所有战争。不过《深蓝帝国》时间跨度很长，若要集中了解皇家海*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即17-19世纪初的风帆战舰时代，那么安德鲁·兰伯特的《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疑是相当好的入门研究。兰伯特在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欧洲各国海*的组织与后勤、战术战略以及不列颠海*力压群雄最终得以统治海洋的过程。当然皇家海*也不是未尝败绩，至少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失败使得当时的许多人指责英国海*的糟糕表现。克里夫·威尔金森（CliveWilkinson）就借用这一指责为引子，在《英国海*与18世纪的国家》（TheBritishNavyandtheStateintheEighteenthCentury,BoydellPress,）一书中探讨皇家海*与英*府的关系、财*的运转模式与帆船时代海*所面临的技术难题。威尔金森指出，造船木料的朽烂周期（decaycycle）使七年战争期间所造的*舰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正好都处于不良状态。突如其来的战争不仅打破了时任海*大臣三明治伯爵（对，他就是发明了三明治的人）的改革计划，还让他背上了战争失败的黑锅。可见时运不济的改革者在古今中外都有类似的命运。美国在独立之后继承了英帝国的海权思想，彼得·卡斯藤的《海*贵族：安纳波利斯的*金时期及现代美国海*至上主义的出现》（海潮出版社，）向我们介绍了19世纪美国海**官的培养模式与*官集团所持的意识形态。卡斯滕在结论中提醒我们，美国的海权思想并非马汉一人的创造，而是海*的集体意识，美国海*凭借自己强大却不威胁国内民主（这主要是相对于可能威胁民主的陆*而言的）的形象将自己推销给国家，与此同时却在海外肆意践踏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就这一点而言，英美海*的霸权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以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对于其他地区的征服，如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指出的那样，实现了“秩序与场域的结构导向性汇合”，以欧洲为中心所划分的法权之外，暴力便肆无忌惮地使用，即所谓“一条经线决定了真理”。施米特在刺破*治虚伪时从不手软，比如他在《*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就毫不讳言地指出“*治的本质就是划分敌友”，而在另一本作品《论断与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则进一步指出“英国海战具有整体性是从它有能力激发整体敌意的意义上而言的。它像动员某一种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战争方式一样，善于动员宗教的和世界观的、心灵的和道义的力量”。
或许正是这样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才让不列颠如伯纳德·波特（BernardPorter）的书名所比喻的那样，咬下了“最大的一份”。《最大的一份：英帝国主义简史》（TheLion’sShare:AShortHistoryofBritishImperialism,-,PearsonEducationLimited,）相当全面且扼要地介绍英帝国19世纪扩张与20世纪的衰退。如果你觉得类似《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这样质量尚可的通俗作品已经不能满足时，那么波特的这本书就非常合适，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入该领域，想要积累专业词汇的本科生而言。但如果要进一步理解英帝国的扩张机理与性质，那么伦纳德·海厄姆（RonaldHyam）的《理解英帝国》（UnderstandingtheBritishEmpi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则是难度更高但更值得推荐的作品。海厄姆作为最负盛名的英帝国史研究学者之一，在讨论英帝国时观点独到有趣，尤其是他对于边陲“在场人员”与中央决策机构互动模式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英帝国扩张的内在机制。
上述的几本书都是关于英帝国的整体性研究。若要进一步深入的话，就必须分领域专题讨论。西利之后英帝国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集中讨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力。霍布森（J.A.Hobson）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AStudy,JamesPottCompany,）无疑是帝国主义经济学解释的开创性作品，对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输出国内过剩的资本，贸易与工业资本反倒不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力。霍布森的观点在凯因和霍普金（P.J.Cain,andA.G.Hopkins）的《不列颠帝国主义，-》（BritishImperialism,-,Routledge,）中被进一步理论化，并将资本输出的主体定义为土地贵族和伦敦金融城联盟而成的“绅士资本主义”。这一传统而保守的力量，而非“进步的”工业资本，才真正掌握着19世纪英帝国的命脉，进而主宰世界。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激进的帝国扩张是如何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保守主义紧密结合的。
这种保守主义的典型就是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与索尔茨伯里。二人的传记，詹金斯（T.A.Jenkins）的《迪斯雷利与维多利亚保守主义》（DisraeliandVictorianConservatism,MacmillanPressLtd.,）与迈克尔·宾利（MichaelBentley）的《索尔茨伯里的世界》（ConservativeEnvironmentsinLate-VictorianBritai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保守主义者与帝国之间的关联。艾尔德里奇（C.C.Eldridge）在《英格兰的使命》（England’sMission:TheImperialIdeaintheAgeofGladstoneandDisraeli-,TheMacmillanPress,）中进一步论证了保守*领袖迪斯雷利与自由**魁格莱斯顿之间看似分歧的*策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支持着帝国主义，迪斯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