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是个武侠迷，初三的时候，借到一本同学的《射雕英雄传》，还只是下册，就瞎看起来。读到欧阳克被骗，掉进水里，不会游泳，竟运起内力，抱着一块大石头，一步步走上岸来。还有什么欧阳锋运起蛤蟆神功之类，惊为天人。太好看了。当然仅限于金庸。古龙之类的东西我欣赏不来，因为更玄幻。金庸的小说虽然情节离奇，但至少有浓墨铺垫，武功招式的描写也有板有眼，宛若真事，我少年的时候，还曾傻傻地照着练过（马钰教郭靖练习内力，书里写得比较详细，我也坐在床上，闭着眼睛，想象两条细细的气从丹田升起，流遍全身）。金庸小说的人物虽然也不考虑吃饭排泄问题，可主角究竟还多是穷小子，知道点世态炎凉。古龙小说里的人物呢，则一出场就是武林高手，又帅又牛逼，要什么有什么，想要谁便是谁，行事却神经兮兮，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武功写来写去，就是一个“快”字，至于招术神功之类，统统付诸阙如，读来太不过瘾。更兼着一行字一段的“白话诗”行文，像白开水一样无味，所以我总是没兴趣看下去。更致命的是还有抄袭嫌疑，比如创意就模仿系列，有的情节剽窃《教父》，真是无聊啊，比金庸真的差得远了。
因此，十年前，当某些学者把金庸推上文学宝座，排行第三的时候，我也曾觉得实至名归，现在则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吧。我觉得，总的来说，武侠小说品味低下，不足以承载更深微或者宏大的内涵。有个台湾的编辑，编过我好几本书的，对我这番话不以为然，说没有写不好的题材，只有写不好的作品，但他本人却不爱看侦探小说，认为比较无聊。这显然自相矛盾。其实我是赞同他的，侦探小说从本质上来看，是不入流的东西，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我硬着头皮看了七八本，觉得相当乏味。故事设计貌似精巧，但宛如积木，抽出其中任何一块，就会轰然坍塌。有的连积木也谈不上，我看过的七八本中，有两本最后的结局，凶手竟然就是叙述者：第一人称的“我”。这种自以为是却黔驴技穷的“聪明”，简直让人茫然。你捧起她的书，以为是要享受一道解谜套餐，最后你发现却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玩笑。作为读者，实在没有比这更让人恼怒的了。这种小说不是考验你的智力，而是不折不扣的戏弄。
我写过一本悬疑小说叫《鹄奔亭》，当年出版前，编辑认为小说前面比较闷，向我推荐钱德勒的侦探小说，我买了三本来看，首先是《漫长的告别》，却发现闷得要死，其程度远远超出《鹄奔亭》（也许有文化隔阂的缘故，他写的社会生活，我没有亲切感）。当然就语言来说，钱德勒的书远比阿加莎的精彩，比喻新奇，让人惊叹。至于故事的设置，似乎没有多少新颖之处。据说钱德勒是美国唯一被抬入严肃文学殿堂的侦探小说家，就其语言功力来说，确实应该；但内容还是那样，反正我看了他的小说，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侦探小说确实上不得台盘，就文学的标准来说，它和武侠小说一样，不值一提。
我的朋友截风说，他之所以不爱看侦探小说，在于文学乃是感情的产物，而侦探小说需要抽丝剥茧，过于强调理性之功，其实质是和文学背道而驰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近代的大学者章太炎小学精湛，文章也古雅隽永，于是开口闭口宣称，文章要写好，必须懂得小学。甚至以此为标准，把龚自珍、梁启超、谭嗣同、林纾一干人的文章尽情嘲讽，认为不值一钱。龚自珍已死，自然无法跟他辩驳；梁启超为人大度，也装作不知；谭嗣同系心维新，恐怕并不把文章当一回事；林纾这个靠文字吃饭和呼朋唤友的人，则气得发抖，他怒发冲冠地辩驳道：“王安石曾经笑韩愈没有学问，而他本人也被学者讥为乱解文字。但千古之下，人人写文章都要以韩愈、王安石为宗，有谁去学顾炎武、王念孙了？”这个辩驳确实很有力，要谈经史小学，显然顾炎武、王念孙修养要高得多，但他们的文章却没人恭维，虽然章太炎也说王念孙的随笔小笺文辞典雅可诵，那究竟是他个人的口味。归根到底，小学家的文章没人讽诵，大概也在于学者要求理性，感性的思维因此日渐衰落，和文学也就越隔越远的缘故吧。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而言，世上确有像章太炎这样学问既好，文辞也佳的人存在，只是这种不世出的人，最好不要用来做效法的对象，景仰一下也就可以了。
（下面是截风对我上面一番话的回应，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觉得他的看法理论上有道理，实践上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大可能出现一位牛叉的武侠小说或者侦探作家，从根本上提高这两种小说的品味。欢迎大家热烈讨论。）
多大的瓶子装多少酒。武侠、玄幻、侦破、科幻这些小说形式就是大大小小的瓶子。不过也有不这么看的，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是也。
两种观点都可以举出例子。讲神怪的，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骑士小说则有小说之祖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写科幻的凡尔纳和写童话的安徒生也靠这些题材成为地地道道的文学大师。如果文学殿堂有凌烟阁这样的所在，不把他们的画像摆进去，恐怕连哈代这样的纯文学的作家也不敢往阁子里面挤。
不过侦破小说却几乎没什么可看的。福尔摩斯我小时候也看，不过也是因为那时没有多少好小说可看而已，内心里我并不觉得特别好看。如今在我看来，福尔摩斯的流行应该是与一时的风气有关，犹如如今《哈利波特》之流行，只可看作一时的文化现象，并不值得深究。这些文学史上的小小坐标，最终也只能有坐标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
两种现象其实并不矛盾。好的作家自有办法小中见大，再普通的题材，一经他们的妙手，就生出无穷的趣味来。一般的凡手则难免被题材困住了。我的朋友W曾经比较金庸与古龙的小说。古龙在《绝代双骄》里为了写江小鱼聪明，会做菜，仅仅描写客人要求再上一盘他偶尔做的红烧肉；金庸则不同，*蓉给洪七公做的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笛谁家听落梅，还有好逑汤，好吃佬们见了，没有不对这些菜念念不忘的。如果叫古龙写，估计也就是豆腐、牛肉和樱桃笋子汤了。您看，同是武侠，金庸比古龙就高明太多了。俺私下里以为，比起古龙来，金庸得益于古典文学的地方不少。如果金庸也是为武侠而武侠的作家，他哪能写出这些菜式来？不过，受到金庸自身历史观的限制，他的武侠在思想上仍不够现代，没有突破到更深的层面，可这并非是武侠的问题，而是金庸自身的局限。
侦破小说也是如此，没有好的小说家去写，始终只能在侦破的小范围内绕圈圈，自然会显得过度理性，与文艺作品感性的特质相违背了。我不喜欢侦破小说，并不是反感这个题材，而是基于没有好的作家来处理这个题材的现状。文艺作品虽然以感性取胜的居多，理性也并不是缺点。在我看来，章太炎倒并没有迂腐到真以为写文章必须要通小学。他主张写文章要诚。要做到这个诚字，不单是要有真情实感，还不能不懂装懂。龚自珍、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人，写文章的肺腑之情，自然是不差，可那只能算文胜质则野，论到文质彬彬，则龚自珍粗疏，梁启超浅显，谭嗣同天真，自然不能令章太炎这样的大学者满意。像林纾那样不懂外文还敢把小说一本本地译出来，就更难入章太炎的法眼了。果若章太炎以为写文章必通小学，他又如何会那样激赏魏晋文章呢？愚以为章太炎强调文章与小学的关系，无非强调在小学既已昌明的清末民初，文章要写得诚，遣词用字也必须讲究。这一讲究，小学就离不开了。而我对侦破小说的不满意，也不过是因为目前可见的侦破小说，往往只有些小聪明在里面，不单文学性不强，连理性都理得浅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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