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天乃道,道乃久
邱华栋小说集《十侠》简评
文
孔立文
铁肩担道义,仗剑走天涯。侠义精神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家国情怀,是一种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精神追求,也是艺术家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和故事基因。近日,由著名作家邱华栋创作的历史武侠系列短篇小说集《十侠》(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1月出版),把侠义精神放在中华民族绵延两千多年关键节点的历史事件中,以富有艺术张力和哲学意蕴的细腻笔触,通过个人化叙事和纯文学书写,为我们呈现了多个隶属于不同朝代的基于“正义”、“道义”以及“情义”之上的侠客英雄。
舍身取义,回归侠之本色。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之所以为侠,就在于他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击衣》中,作家以第一人称侠士自身为视角,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惊心动魄的悬念设计,对比反复的情感铺陈,明暗交织的结构布局,充分发掘人物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让先秦著名刺客豫让变得有血有肉立体可感,把“士为知己者死”那种忠贞信仰与豪迈激昂演绎得淋漓尽致。侠士行事的准则是义,其行为方式也必须符合道义伦理。《击衣》中有一个细节,豫让第一次刺杀赵襄子时,因赵襄子如厕不忍动手而错失良机,这个看似不经意的点,恰恰印证了豫让磊落坦荡的侠士风格。“我死了,可我的名字将永留人间”,豫让击衣完美地诠释了古代侠士视名节如生命的气节操守。古代侠客不畏生死,潇洒飘逸,时刻准备为正义、忠诚、信念和祖国奉献一切。正如唐代诗人李德裕在《豪侠论》所言:“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在《刀铭》中,师父送给自身为刀客陈阳的“我”两个字,即“显”和“隐”。“作为刀客,该你露头的时候,要匡扶正义,要为民除害,要分忧解难。”陈阳对此铭记于心。因受汉桓帝亲信中常侍单超所托,陈阳作为线人隐于卫尉梁豪身边,并最终里应外合发挥关键作用,一举拿下把持朝*且试图谋反的梁氏家族。
大道至简,探究生命原态。古代的侠客,其实内心是简单的,无欲无求的,他们淡泊名利,远离功名利禄,凡事顺其自然,向往纯真质朴,追求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如果不是遇有不平之事,侠士一般不轻易出手,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甘愿隐忍,不惜忍辱负重。只是他们一旦出手,那便是豁出身家性命。这一点在《龟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龟息功,就是像乌龟一样呼吸。一呼一吸,一吸一呼。”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人,却在极力倡导慢生活和极简主义,这不正是渴望回归生命本源的鲜明写照吗?就像小说中的秦始皇,为了不切实际的长生不老,派人到处寻访仙人仙药,又是迷信风水大兴土木,又是炼制不死仙丹,到头来反倒为其所害,提早丢了性命,终究归于尘土。“天乃道,道乃久。”作品中每篇小说基本上都蕴含着这一朴素的人生哲学。《易容》中的独行侠孟凡人,虽有易容术之奇功,但他更憧憬做一个凡人,一个如自己名字一样的凡人。但面对背叛汉室的逆贼王莽,他甘愿舍生取义,冲破层层关卡智擒反虏,且在事成之后远走高飞,归于平凡,隐身乡野。在《刀铭》的结尾,作家写道:“我必须隐藏起来,就像我曾经出现过一样。”《龟息》中也有着类似的表达。“乌云翻滚一阵子之后,往往要云开雾散,天空会逐渐明亮。所以,在晦暗的时刻要有耐心。”诸如此类,这种富有哲学思想的句子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小说语言简洁明快,文字风格与侠士品性相契合,这也使得整部作品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一种多维的审美向度和人文意蕴。
心之所向,唤醒人性本真。“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侠客自古就是人们心中的精神偶像。不论《击衣》《龟息》《易容》《刀铭》《琴断》,还是《听功》《画隐》《辩道》《绳技》《剑笈》,武侠系列小说《十侠》以文学的视野和张力,从多个角度和不同侧面,还原历史细节,赋予人物温度,复活侠之原貌,无疑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于侠义精神的向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士的故事带着一抹壮烈的悲色,但侠士的精神却仿佛一道闪亮的光,飒然而至,清白自在,始终让人们对美好世界充满了热忱期盼。
实际上,侠士虽然身怀绝技,但他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不过是比普通人多了一份心怀天下的情怀,以及一身正气的铁血担当。所以,我们每个人灵*深处都有侠义的一面,正如《十侠》所呈现的,侠义精神是人们内心世界珍藏的一片净土和一块界碑,是人人憧憬的纯粹信仰与精神皈依。中国人历来对于英雄主义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叫作侠义的基因,物质现实的蒙蔽或许能让这种豪情一时消减,但这种侠义精神永远不会消失。新时代的侠义精神绝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陶醉,而是对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见义勇为、匡扶正义、扶危济困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也正因如此,真正的侠义精神经过千年延续仍有其现实价值,并且一定会在历史的扬弃中不断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
孔立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防大学*事文化学院文学硕士研究生。
品读
侠影何处觅
小说集《十侠》读后
文
叶克飞
多年前,传统武侠小说便已趋向没落。从金庸封笔、古龙去世,到温瑞安的走火入魔,那个躲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在传统武侠中汲取养分的时代悄然逝去。
后来,*易用《寻秦记》带来一股穿越热潮,也彻底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至于他的《大唐双龙传》与《边荒传说》,将历史融入江湖,想象力固然瑰丽,却重“天地之道”多于重侠。
一度热热闹闹的大陆新武侠,更多也是承继了古龙的浪子孤独与温瑞安的奇诡。作者们极力铺陈笔下人物的现代性,或是武而不侠,或是抛去“武”的外壳后,变成纯粹的都市言情小说。
其实我并不反感这样的变化,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喜欢古龙多于金庸。单说金庸笔下人物,相比侠之大者,我也更喜欢叛逆的杨过和洒脱的令狐冲。
但这并不等于“侠义精神”不曾存在。即使叛逆如杨过,洒脱如令狐冲,即使最终选择淡泊隐居,不似郭靖那般以身殉国,可侠义精神仍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驱动力。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便是对侠义精神的最好诠释。
李白笔下的“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更是为无数武侠写作者提供了灵感。
初一就开始习武,心中始终有个武侠梦的邱华栋,尝试用这本《十侠》梳理绵延两千多年的侠义精神脉络,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司马迁和李白的继承。当然,也如作者所说,是对金庸的致敬。在《十侠》的最后一篇《剑笈》中,邱华栋借主角之口说,“你知道吗?少林寺庙里面,可能一个扫地僧的功夫恰恰是最高强的,而人家平时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便让人会心一笑。
书中十个故事按年代远近排序,《击衣》写春秋刺客豫让,《龟息》以秦代为背景,《易容》以王莽新朝覆灭为背景,《刀铭》取材于《后汉书》,《琴断》写魏晋名士嵇康,《听功》以唐太宗李世民换立太子事件为线索,《画隐》写宋徽宗时期,《辩道》以蒙元时期忽必烈的一次佛道辩论为背景,《绳技》讲述建文帝下落之事,《剑笈》以乾隆时期为背景。
因为依托历史,以大时代为背景铺陈故事,所以《十侠》也可视为历史小说。
将历史融入武侠,将真实人物与武侠江湖融为一体,在传统武侠世界里并不少见。除了习惯超脱历史背景的金庸,其他作家往往乐此不疲。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以乾隆身世之谜为全书脉络,在《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讲述成吉思汗的崛起与南宋的末路,在《倚天屠龙记》中让张无忌成为朱元璋上位之路的布景板……*易笔下的历史人物更是个个顶尖高手,比如《边荒传说》里的慕容垂,《大唐双龙记》中的各大门阀。年轻时的温瑞安还闹过笑话,《神州》系列里的萧秋水营救南宋的岳飞不成,他的后辈四大名捕却跑回北宋斗起了权相蔡京。
即使是邱华栋在《十侠》中描述的豫让,也曾在武侠名家司马紫烟的《刺客列传》中亮相。至于大陆新武侠,类似操作也并不少见。
《十侠》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篇幅,摆脱了大多数武侠小说的长篇结构,选择以短篇形式铺陈故事。它与历史的联系也更紧密,将角色揳入历史进程后,解构历史的同时,构建新的故事逻辑,同时又不似*易那般过于发散与夸张。或者说,十侠的角色更加类似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参与历史进程,并不改变历史。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见证者或讲述者。大多数篇章中选择的第一人称叙述,也更具画面感,可视为一种变相的穿越。
至于书中的历史人物,在解构中也大致遵循了历史上的人物脸谱。比如钟会仍是那般有才无德、阴险狡诈,只是死法变成了被冰蚕琴弦勒死,顺道致敬嵇康。
《十侠》也有超越传统武侠之处,融入了大量想象,甚至颇具魔幻色彩。《画隐》中有人隐于画,《辩道》里有各种幻术,《听功》和《绳技》也几近神话。
而在一系列结构与铺陈中,《十侠》并未忘记“侠”这个内核,并且在不同年代的故事中,展示“侠”之一道的流变。
《击衣》里的豫让与赵襄子,超越了好人坏人的脸谱化。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少年时代”,激昂中透着单纯。可随着历史演进,侠不为统治者所容,也渐渐失去了锐气,沦为功利社会里的工具。
当历代文人在文字中制造“侠”的形象时,恰恰说明“侠”在现实中的消失。
本文作者:
叶克飞,业余作家,业余旅行者,著有《德国的细节》《故人何寂寞》等。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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