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遭受表面上被高度重视而变相被忽视、被僵化解读的历史命运。通过回顾年来的解释旅行史,我们发现该书经历了一个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向跨学科运用研究、进而被过度解释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复杂过程。正是在后一种脱离原初语境的越界式研究中,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把恩格斯塑造成当代全球城市化、数字化、网络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形象,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图绘当代城市空间下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这种把恩格斯"都市马克思主义化"的做法固然有肢解经典整体的弊端,但也有丰富我们理解恩格斯在21世纪深远意义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恩格斯;青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都市马克思主义
一、引子:理论的旅行与总问题的转换
爱德华·萨义德这位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曾经富有空间想象力地把思想史比喻作形形色色的“理论旅行”与“理论越界”的历史过程。比如,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理论就被阿多诺变成音乐哲学方法,被戈德曼改造成中产阶级悲剧意识文学研究范式,继而被法侬将其转换为“地理第一性的”(而不是主体意识第一性)历史哲学。一方面,一种理论一旦脱离其原初的生成土壤,其批判性与原创性威力便可能被“降格”、被“减弱”,继而被一种相对温顺的学术研究所替代；但另一方面,该理论在新的政治与社会情境中可以被重新解释,因而重新获得活力。当阿多诺用卢卡奇来理解勋伯格、法侬用欧洲主客体辩证法论述第三世界白人与黑人的斗争辩证法时,这就不仅仅是“照着卢卡奇讲”,而是把卢卡奇从一个领域推行到另一个领域或地区,从而“激活”与推广了卢卡奇的意义。
马克思曾经把思想史比喻成总问题的再生产过程。“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于对于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正像当年马克思批判披着封建主义外衣的重农学派并不能理解自己的古典经济学的“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历史本质、李嘉图不懂得劳动价值论可以从发财致富学说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一样,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马克思是用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理解维度来表达“后工业”的即新的现代性的“历史科学”观点的。而本文要说的是,青年恩格斯在年前所写下的公认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在传播过程中不仅被多次越界改造,而且成为公认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在这种解读视野中,微观的空间辩证法而不是历史辩证法、城市社会的总问题而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占居了明显突出的地位。
长期以来,此书是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视野中被解读的。但综观20世纪西方学界对该著作的研究史我们不难发现,它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城市社会理论的奠基之作来看待。这其中的第一人是西美尔,正是他从恩格斯关于伦敦街头既拥挤又孤独的人际空间描述中得到启示:大城市的特征在于“那些能看见却听不见的人要比那些能听见却看不见的人有更多的烦恼”。本雅明引用了上述恩格斯以及齐美尔笔下的都市空间社会学印象。这才有了尔后绵延不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主题与故事才有了本文重点讨论的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与麦瑞菲尔德、卡茨纳尔逊等人所命名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状况》一书的过度的城市哲学主题化解读。
二、多维理解视角中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的《状况》,根据亲身观察与可靠材料写于年8月至年3月,年用德文在莱比锡出版。第一,《状况》一书刚刚出版就得到首先是马克思等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事实上《状况》一书对于马克思毕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与可靠材料,来考察当时英国社会,而使马克思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并激发他以一个40年工程所必须的充满活力的狂热担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重担。
第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学者,包括苏联东欧学者,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均认为,该书是一部与马克思观点“完全一致”的、但又是完全独立完成的、通过转向无产阶级立场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如梅林认为,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中几乎所有人都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但恩格斯则在英国通过对无产阶级状况的了解这一条现实逻辑而走向共产主义。本书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市场竞争规律而研究工人阶级的悲惨现实命运,但同时又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地位与目标作了高度评价。
法国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传记作家科尔纽对《状况》一书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上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通过对英国状况的分析,恩格斯对马克思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具体解释与实际运用。该书就其理论概括与抽象能力而言不及同时写就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就其以现实的细致研究与发现生产力发展如何决定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而言,远远胜出马克思。如果说《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重点研究工业革命为何决定了近代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而《状况》一书则非常明确地指出18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经济与社会状况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工业革命发展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与观点。
苏联著名哲学家奥伊则尔曼指出,《状况》一书之所以与《神圣家族》并驾齐驱,在于它们均对《德法年鉴》时期第一次表述的关于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思想给予进一步发展,并认为这本书首先是一本社会调查之书,是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是思辨哲学”指责的最好反驳。
第三,除此之外,更多的研究者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角度与方法来评价《状况》一书的重要意义。如苏联学者卢森贝比较了《神圣家族》与《状况》的异同,前者哲学占主导地位,而《状况》一书是历史与经济学占主要地位。民主德国学者集体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认为《状况》一书是恩格斯在发现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作用基础上才论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它表明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次调查研究,它在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具有把多种方法与学识结合起来的特征。正是对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包括居住条件、饮食、健康等情况的全面的详细的调查研究,致使恩格斯更确切地了解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此书涉及心理学、法学、统计学、工业史、技术史、经济学史、交通事业史、英国工人运动史、文学与医学众多领域。
民主德国传记作家乌尔利希这样写道:本书体现出恩格斯毕生坚持的全面地、联系地把握社会现象本质规律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同时又体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恩格斯力求从各方面去把握他所考察的对象,同样令人惊叹的是,他为了对事实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探索一些非常困难的且往往是不被重视的现象与细节。例如,他在曼彻斯特首先发现了整个城市与各个市区,研究了城市的布局、房屋的建筑方式与建筑材料、街道空气水以及院落与小巷的情况,就连最偏僻的住有人的角落他也没有放过。他特别对工人的住宅感兴趣,认为这里的所有细节都有价值,其中包括房间数量、大小和住在这里的精确人数,布置的方式方法、家具情况,卧室的数量与情况,房租的高低、卫生设备情况,等等。“对于恩格斯来说,为了说明工人家庭的直接的居住条件并从而说明它们的社会状况,每一个事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与以上学者强调《状况》一书具有高度社会学方法论色彩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看法不同,有不少学者认为《状况》一书乃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学社会学乃至环境科学、能源史研究著作。兹不细述。
第五,对《状况》一书跨学科意义与当代价值意义评价较为深刻与著名的,当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麦克莱伦与霍布斯鲍姆。麦克莱伦说这是一部关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书,论述大城市的第三章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本书是在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学相对现代的领域的一个创举,详细地描写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这是现代的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学领域中的一本拓荒性的著作。
霍布斯鲍姆认为,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一种集中与两极分化的大规模的过程,其趋势是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社会中创造一个数量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一个数量越来越少而财富却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阶级。他用“集中化、两极分化与城市化”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当时英国的社会发展过程无疑是极其精辟的。本书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发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无产阶级兴起之间内在的客观必然的联系,而且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社会影响的分析。这是现在也无法超越的贡献,我们必须认真阅读。
最后,在西方还有一种解读模式,就是不仅把《状况》看成一部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之作,而且将其看成是突破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开山之作。这正是本文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的问题。
三、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经典意义之文本解读
虽然对《状况》一书的评价如云,但概括起来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此书表明恩格斯完全独立于马克思之外,甚至在马克思之前以完全不同的道路发现与马克思同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二是认为恩格斯开辟了众多的现代社会科学新学科新领域新视野,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这也正是其仍然具有当代影响与价值之所在。
关于《状况》“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与马克思一样结论”的说法,首见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更详细的描述则见证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
这本书最著名的观点是:工人阶级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与出发点,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据此,列宁这样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并使其思想史价值一锤定音: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通篇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
首先,本书是通过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现实经验历史科学方式,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方式,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其对于恩格斯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它被恩格斯当作某种克服抽象资产阶级人性论唯心主义的解毒剂,消除了德国的落后状况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他思想上产生的影响与毒素。他从工业革命这一角度对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析,引导他完全独立于马克思,并以与马克思不同的方式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不仅在对历史的基本看法上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政治上坚定地与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如果说“马克思转变成为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道路,是同批判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德国政治、经济相联系的,那么,恩格斯的转变,则是对一个比较发达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研究的结果”。
正是在曼彻斯特这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坚实土地上,才开始详细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他哲学上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他用活生生的微观的社会调查与亲身感受印证了后来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意义。“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这些观点构成了未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其次,恩格斯以研究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之必然联系为突破口,把握住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核心实质。在本书开头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由于机器的使用,工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到工厂劳动,于是成批的劳动力便开始从农业地区被选进城市,进入工厂。随着大工业中心的出现,商业中心也产生了,居住在那里的多数是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与手工业者,大工业之所以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业,用工厂代替了作坊,这样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大商人变成工厂主,同时也排斥了小资产阶级,于是居民中的一切差别都归为两大阵营的对立,即工人与资本家。这种分化过程同样在手工业与商业中发生了。从前的师傅与帮工,一方面变成了资本家,另一方面变成了没有任何希望的贫困的工人。工人成为一个稳定的阶级,所以只是在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恩格斯对产业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形成的透彻分析与理论概括,最重要的意义是他把哲学作为武器,深入德国哲学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从来没有涉足过的领域,即物质生产领域,而这一广阔领域也是所有旧的哲学家瞧不上的禁区。恩格斯却进入这个领域,从而发现了社会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伟大使命,这正是他在世界观上超过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费尔巴哈的根本点。
最后,本书的特殊意义在于,恩格斯为了调查工人阶级实际生活状况而发现了现代城市社会,发现了城市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的空间,也是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整体存在与历史使命的所在地。正是这一点启发后来的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理论乃至于都市马克思主义新领域的探索,但这些探索已经超出甚至曲解了恩格斯原初的思想意图,这一点恩格斯是不应当承担什么历史责任的。
为了取得对城市的完整了解,他考察得非常细致,观察整个城市,也考察各个市区,研究城市的布局、房屋的建筑方式与用材。街道、院落、小胡同,甚至一些偏僻的角落,他特别注意的是工人的住宅,他们的房屋之大小、居住的人数、房间的布置、家具的好坏、租金的高低、卫生设备状况等。居住条件恶劣、饮食质量的恶化、生活状态的不稳定、劳动的强制性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尊严与自由时间,还有人口的集中,这些均导致工人阶级的身体状况与道德状况的双重恶化。于是大城市一方面成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福地乐土,另一方面成为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堕落的罪恶渊薮。
当然,人口集中也促成了无产阶级整体意识的形成。人口集中对无产阶级起了鼓舞的与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以更快的速度促进工人的发展,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分散时很软弱,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成他们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对立并与之作斗争。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这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也只是在这里,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感情与意志表达方面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而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与大城市。
四、青年恩格斯:工业革命时代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重新发明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状况》一书在所谓都市马克思主义范式中的旅行史。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评析其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名单上的第一人当然是列斐伏尔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他是公认的与大卫·哈维和曼纽尔·卡斯特尔并驾齐驱的三位都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而此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唯一的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列斐伏尔将该书主题高度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总问题”。在他看来,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只是把都市作为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或作为工业社会的问题之一来理解与解决,而没有将其作为总问题来求解以往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该书认为,《状况》一书第一次赋予了都市现象以非常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把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爆炸式增长与工人阶级意识到来之间的关键调节器。恩格斯详细考察了伦敦、诺丁汉等纺织城市,利物浦的港口,利兹和约克郡西区布拉福德纺织城以及曼彻斯特,开启了对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的分析。
第一,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集中化趋势,即伴随着资本集中的人口集中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困与富裕、拥挤与孤独等多重意义上两极对立的城市空间辩证法,以空间矛盾的形式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工厂附近形成一个村镇,人口不可避免地增加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村镇变成了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从而集中了所有的工业要素:工人、交通线路(运河、铁路和公路)、原始材料的运输、机器和技术、市场、交易所。大的工业城市因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支撑下产生的惊人的社会财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工人的牺牲。人类的原子化在这里发展到了顶点。这正是青年马克思抽象人本主义视野中的异化现象。虽然恩格斯谙熟“异化”这样的哲学概念,但是异化的主题从来不是以抽象的(孤立的)形式出现的。他是从具体中去理解和把握异化,在生活中说明异化,在社会实践中把握异化。尤其是“大城市”这一章的观察和分析,对伦敦、都柏林、谢菲尔德、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空间的两极分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现象学式的解剖:“像伦敦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象他们彼此毫不相干……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样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
第二,恩格斯以惊人的预见能力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治理所导致的都市秩序混乱:一方面整体的城市规划,另一方面加剧了城市空间中的阶级隔离以及中心的解体;“这个城市建筑得如此特别,人们可以在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但是一次也不会走进工人区,甚至连工人都接触不到……”。“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工人区和中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它同时掩盖了剥削和剥削的后果。20世纪下半叶来自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各领域的都市研究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发现:都市空间是(城市的和住宅的)秩序和混乱的统一。它们揭露了整个社会。在都市背景下,直接的剥削通过一系列精密的过程倍增为一种间接的剥削,从经济剥削漫延为对生活生态生命的剥削,并且从企业(作坊、工厂)空间治理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空间角落(住宅、街区、交通)的隔离。工人的日常生活环境与条件非常糟糕,恩格斯从居住卫生条件、饮食、健康、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为我们呈现了英国工业城市工人阶级的贫乏、恶劣的生活状况。恩格斯的描述不是道德主义的说教,因为在他眼里工业大城市虽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酗酒、卖淫、犯罪和道德堕落,但不可以将其归咎为工业大城市本身。他认为,导致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工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是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结构。
第三,恩格斯没有把工人阶级状况问题归结为都市问题,而是诉诸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应该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负责的不是城市,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恩格斯堵塞了后来马克思主义通向城市问题研究的道路。在后期的《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重申了此观点:工人阶级被从城市中心驱赶到边缘,甚至因为住宅缺乏而住在拥挤的贫民窟中,其根本原因不是蒲鲁东与拉萨尔所说的财富分配不公或者法权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本身的道德素质问题,更不是巴枯宁及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国家罪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
第四,因此,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虽然用马克思主义方式提出了城市问题却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表现在他对《状况》一书作出高度评价,但对《论住宅问题》一书态度冷淡,因为后者的根本问题是取消了城市问题的独立存在意义,把它简单地纳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范畴;特别是认为解决住宅问题仅仅是次要问题,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解决了住宅问题或城市问题。而恩格斯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城乡差别的消除。但列斐伏尔认为问题却没有如此简单。他批评恩格斯是在用傅立叶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反对蒲鲁东式的空想:大的城市将要消失,它应该消失。青年恩格斯就有反城市化的浪漫倾向,而晚年的他继续主张未来社会主义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使人口尽可能平均地分布于全国。在解决都市问题的方法中,排除了保留现代的都市。但他并没有问,这样一种把城市分散在农村的做法是否违背工业化,是否有把都市乡村化的倒退之虞呢?他实际上回到了谢林的浪漫主义。而我们的任务是在城市问题上要回到马克思,而不是回到傅立叶那里去。
总之,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缺乏连贯的城市问题意识,他晚年关于未来社会与城市的理解是混乱的。他与马克思一样没有预见到未来社会是“完全城市化社会”,而只是在工业化意义上理解未来社会,所以发现了城市问题的恩格斯并没有发展出一种都市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必须将其发明出来,就像必须重新发明城市革命一样。列斐伏尔的重要性在于,他在恩格斯提出了住宅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大的乌托邦。这就是让无产阶级栖居于城市的权利问题。这是城市化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民主与自由的根本形式,是具有21世纪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
名单上的第二位是为列斐伏尔立传的作者、也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批判理论著史的安迪·麦瑞菲尔德。他直言,《状况》和《论住宅问题》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显示出恩格斯如何在城市发展模式中把资本主义积累和阶级动力结合起来,把工业运动的规律和城市化结合起来,这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雏形。
在麦瑞菲尔德眼里,青年恩格斯虽然不是本雅明笔下那些在大街上闲逛的文人,却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研究者,类似于今天的网络高手。白天,他作办公室工作;夜晚,在空闲时间,他徘徊于曼彻斯特污秽的工人居住区的街巷和后街,查看他那个阶层的人几乎看不到的第一手景观。
麦瑞菲尔德把《状况》一书的城市哲学精辟地概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与工人阶级形成这三者之间的历史与空间辩证法,即机器革命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产生现代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急剧增加与集中又促成了工业大都市。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口变得集中了,就像资本那样;高度集中的人口说明了城市的一切。当然,都市空间在制造现代文明富裕的集中化的同时,也在制造工人阶级被隔离与日益贫困化、野蛮化的悲惨命运。不过,更深刻的辩证法在于,大都市空间反过来又强化工人阶级的整体革命意识,从而促进历史进步。
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辩证地说明了这种集中的双重社会后果,既对资产阶级起了鼓舞与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一个阶级,他们意识到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正是共同的恶劣生活与共同条件或者异化的现实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个独立的阶级。大城市就成为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与社会主义。恩格斯坚持,当一个社会把它的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到边缘,系统性地剥夺他们的生命力,让他们和不可避免的疾病或者周期性的失业为伍,让他们由于过劳或者饥饿而早逝,将这种犯罪作为“社会谋杀”是最正确的。恩格斯主张,“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此,形成了“解铃还需系铃人”的都市辩证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悲惨将强化,阶级分化更加尖锐,游击小战斗将形成,凝聚成严肃的有组织的战斗;一场雪崩正在进行,它不会终止。这将获得一个城市,获得一个世界。在孤立、冷漠和粗鲁中,集体的热情变得明显了。大城市正在变成工人运动的温床(也是试验场)。”
麦瑞菲尔德不无遗憾地说,晚年恩格斯在重版《状况》一书和批判普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时,已经表明了他失去青年时代对城市问题重要性的兴趣,并低估了无产阶级贫困状况的严重性。因为他把住宅问题视为资本主义真正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而不是核心矛盾、核心之恶,不是直接的作为资产阶级的工人所遭遇的剥削的直接后果。
对于恩格斯来说,普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包含了“一些合理和实际的可使用的内容”,实际上发现它自己已经变成了法案;它已经不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的理念,而是作为一个大资产阶级的改良而获得实现。“在美国怎样自然产生出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房屋’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做法……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所,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所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简言之,普鲁东主义者的计划,远不是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舒缓,而是事与愿违的作茧自缚。
一方面,麦瑞菲尔德认为晚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应当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城乡二元化来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主张,实际上已经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开幕词了;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恩格斯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对城市辩证法轻描淡写,把城市问题转向别处:“确实,恩格斯抓住了其中的部分,意识到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创造性毁灭能力,把它看作一些体现其他事物的东西,而不是阻止一些事情发生的东西。他知道,城市曾经是(现在依然是)阶级斗争的优先场所。但不同的城市文化和政治从来没有到恩格斯那里;他从来不很明白,从来不很清楚理解城市的厚重纤维和更大密度。首先是这种纤维和密度,这些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为之陶醉的东西,试图努力挖掘出新的更加精细、甚至更加辩证的理念,虽然——很矛盾的是——这些理念常常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那里来。恩格斯坚守这些理念。他是第一个都市马克思主义者。他奠定了一个基础,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和历史中城市化的意义。他从来没有将它纳入20世纪,从来没有看到过马克思主义的都市主义的鲜花盛开。”
名单上的第三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拉·卡茨纳尔逊。他在全方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工人运动的著作中呼吁:今天马克思主义如果要有自己的城市理论,必须回到恩格斯的《状况》！如果说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工业化时代发现了城市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想充当全球城市化时代的恩格斯,那么卡茨纳尔逊则试图在21世纪发明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恩格斯主义,一种用网络数字云计算方式图绘21世纪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否可能的理论模型。卡茨纳尔逊说,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当年在对世界早期工业革命城市中心的高度压缩讨论中,“照亮了一条令人遗憾地既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为城市研究者所游历过的路”。可以说,除了《状况》一书之外,马克思主义再没有提出过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城市空间、劳动阶级的形成内在辩证关系的方案。马克思主义在此书出版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完全忽略了城市问题的重要性。原因在于,恩格斯只是把城市当成他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个背景。他研究城市,是因为那里可以找到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形成与革命的地方,而完全忽略了城市本身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包括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之后都把城市作为科学要抽象掉的具体物而被剔除在一边。
当然,卡茨纳尔逊承认,这部书最早把工业革命与城市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细致研究了城市空间组织的变化如何影响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社会地理学与新无产阶级的痛苦与意识的出现紧密地结合到一处。要知道,在恩格斯写此书之前的一个世纪,欧洲已经普遍出现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前无古人地发现是无产阶级化的地点与密度、资本与劳动集中到了新型的城市空间,如同今天知识高度集中化的网络世界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
恩格斯这部书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一种在城市人造环境中发现理解无产阶级状况的道路,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重新激活这本书的城市空间视野以及在工人运动中理解城市和在城市中理解工人运动的辩证统一方法,像当年恩格斯那样用社会调查方法与辩证方法总体理解工人阶级状况。今天我们必须建构起关于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城市化时代中工人阶级状况与工人阶级使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恩格斯开辟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而恩格斯对于今天的意义之一就是用数字化技术方法使社会调查变成一种空间的政治图绘方法。
面对史无前例的人口与功能的集中,恩格斯提出了四个问题:城市是怎么来的?隐藏于资本主义积累之中的维持其增长的机制是什么?其最重要的空间特征和人的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是如何影响阶级的形成的?他把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爆炸式增长与工人阶级的意识与政治可能性到来之间的关键调节器。恩格斯的贡献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这种社会地理与劳动阶级之间关系的阐述。他开创了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其中包括城市的分区与辐射轴,住宅的地理与状况,公共交通与上班路线,郊区与中心商业区的开发,工厂与住宅之间的关系,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的社会互动的空间布局。“恩格斯表明马克思主义如何有可能为创造一种对不同类型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解释而将城市整合到其社会理论之中”。为实现其目标,他把空间引入到(虽然以高度浓缩方式)马克思的宏观历史唯物主义核心之中,引入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阐释之中,所采取的方式是利用城市人造方式的组织与重组以表明城市空间是如何界定一个动态的、变化的领域。
当然,卡茨纳尔逊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很少关心工厂之外的工人阶级实际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内社会理论的主要问题聚焦于工人阶级的形成,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当成历史希望,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放在第一位,所以长期忽略城市问题。相比一个“去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提出一个“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议程:资本主义发展宏观进程中的城市发展问题,资本积累的中观系统与过程中的城市形式与作用问题,城市空间形式在微观上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影响及后者的反作用问题。换言之,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必须把城市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二是研究城市问题必须研究空间问题,三是研究空间问题必须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总之,当年恩格斯是为了研究工人阶级状况而研究城市问题,把城市作为理解无产阶级受压迫剥削污辱的一个场所,同时把城市作为理解无产阶级整体阶级意识觉醒和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空间。今天我们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用更先进的社会调查手段来理解远比恩格斯年代复杂得多的城市社会现实,主要问题不再是城市何以成为理解工人阶级形成阶级意识、成为人类未来希望的视野与空间,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看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城市变成压迫磨灭涣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意志、牢固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问题不仅仅在于像恩格斯那样把城市作为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的一个空间场所,而且在于必须把城市文明视为未来人类共同的文明形态,特别是要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获得美好生活的城市权利问题。这才是恩格斯所开辟的都市马克思主义问题域的真正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重大问题研究”(19ZDA)
作者简介
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理论。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年第8期
编辑｜刘一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