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广州12月17日电百余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域外广泛传播。《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如何发展？有何特色？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有何启示和借鉴？《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作者、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杜萍副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发展情况，有哪些代表性译本，各有何特色？
杜萍：《西游记》来源于玄奘赴印度取经的真实历史，故事本就离不开世界文化传播交流的范畴，带有跨文明、跨文化的特点。在《西游记》成书前，玄奘取经的故事早已传至海外。《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传播比东方大概晚了一百年，从传播路径和特点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年11月，北京，参观者在“即心即佛——姜雪雁佛菩萨圣像画展”上参观《玄奘负笈取经图》。中新社发郭海鹏摄
第一阶段是早期译文，可追溯到年。主要以片段译文形式出现，翻译主体是一些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
第二阶段是英译单行本阶段，主要是百回节译本或选译本。有三部译作较出名，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译本《猴》(Monkey)在当时西方流传最广。遗憾的是，其对原著作了大幅删减，只有三十回。这与译者所处时代背景及翻译目的有关，韦利追求可读性高于准确性和艺术性，导致原作部分文化意象在翻译中失落。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西游记》的译介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美籍华裔翻译家余国藩和西方翻译家詹纳尔的两个全译本，二者各有特色。余国藩致力于把中国古代名著介绍出去，多用“异化”的翻译手段，较尊重原著，对原著中的文化意象作了较多注释，即“深度翻译”。其优点是受众能了解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缺点则是读者阅读不停被打断，缺乏流畅性。詹纳尔则更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作流畅性，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段，一些文化意象如不好传递或不符合西方受众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在翻译时就被省略或转译了。
《西游记》的学术研究与译介相伴相随。早期主要是一些介绍性文章和书评。其后研究内容和形式趋于丰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译本出现，对《西游记》研究更系统，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视角更独特，方法更多元。
中新社记者：请举例说明，《西游记》里中国传统女性、神魔等形象在翻译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何变异？如何看待这种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误读或变异？
杜萍：在跨文化传播中，原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最初是语言层面，其次是文化层面，因为东西方文化模子不同。
比如，韦利在译本《猴》中对女性形象作了很多不同处理，这跟作者的翻译目的有很大关系。韦利翻译时正处于二战期间的伦敦，英国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人们期待出现英雄人物拯救他们，至少给他们一丝精神慰藉。韦利是和平爱好者，而《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正契合了当时英国民众的精神需求。韦利翻译《西游记》的初衷，就是要把“猴”这个形象带给英国。为突出这一形象，《西游记》一百回，他只选译了三十回。《西游记》中很多女性形象非常精彩，“九九八十一难”中很多“难”都是女妖造成的，但为突出孙悟空的英雄形象，韦利只选译男妖为主角的三“难”，因为只有这三“难”中，孙悟空几乎都是靠独立战斗获得胜利。因此女性形象在韦利译本中其实没怎么呈现或只是配角。
▲年10月，京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美国纽约上演。图为剧中女妖白骨精形象。中新社记者龚文谟摄
由于翻译目的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对外传播产生变异是必然的，因为翻译本就是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受多种因素影响。比较文学现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