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成为金钱，雇主的金钱”
——E·J·汤普森（《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
“整天工作工作，连一点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老板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大城市那些“雄姿英发”的青年，几杯酒下肚后，总要吐出几句类似的抱怨。当然，其间还要伴随着对老一辈的“不通情面”的不解，似乎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不懂把握时间、懒得无可救药。每一代人也都竭力向前辈解释，你们真的不懂我们，我们遇到的困难，你们也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一通解释之后，双方仍免不了相互嫌弃。
生活中类似的难题俯仰皆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新的时间观念开始与旧观念激烈冲突。有人追思过去的田园牧歌，有人竭力呼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看殖民地的人，总觉得“可悲、懒散而没有希望”，苛刻的资本家老板充满警惕地盯着员工用餐、睡觉和上厕所，力图从中揪出每一丝偷懒的迹象。与以上情况类似冲突，在年也别无二致地发生过。
本文旨在简介当代经济史学者对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对象以西欧为主。在第一部分，我们将重述汤普森的分析，这是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经典；第二部分中，以Voth收集的数据为基础，我们将在个体层面探讨时间观念的变化。从证人报时的精确程度，再到购置手表的比例，都折射出时人这方面观念的变动。此外，他们何时起床、何时放工，都是很有意思的细节；第三部分，基于Boerner的研究，我们将分析时钟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最后是结语和展望。
从“任务驱动”向“时间驱动”转型
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一文的开端，汤普森描写了盛行于原始部落中的、“任务驱动”的计时方式，如果你向当地人问时间，你不能指望他们告诉你精确的十分秒。相比于“五点半”“十一点半”此类表达，当地人更常用的说法是“太阳出来的时间”或者“把牛赶去吃草的时间”，等等。对这一点，斯科特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东南亚的部落问路，外地人是问不出答案的——你不是当地人的话，怎么会知道“走上煮一锅饭的时间”是多远呢？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计时方式简直不可理喻，对当地人来说，这样的计时方式反而非常自然。草是一定要除的，牛奶是一定要挤的，作物成熟了是必须收割的。既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些都是必须完成的事项，以这些节点作为时间的标记，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妥。不仅是具体的时间点，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比如说日期、月份、季节等，类似的习俗也广泛存在。汤普森还注意到，在此类社会中，常常不存在“工作”与“生活”间的二分。
当需要协作的工场出现以后，“任务驱动”的计时方式开始显露弊端。分工合作，意味着个体之间要协调工作的进度。一方的延迟，可能造成整体进度的延迟。缺乏精确的时计，意味着雇主难以向劳工下达精确的指示，当时的劳工也不在意工作的起始时间究竟几何。17世纪时的一首歌谣，讽刺地刻画了“毫无时间观念”的劳工的生活，“周一不过是另一个周日，哥们你懂的。周二和周一一样；周三你得去教堂祈祷，周四又是半天假日；周五开始工作已经太晚，周六不又是半天假日”。如此，嬉游终日，何过之有？
另一个“老大难”是计酬。一般来说，劳工都按记下的工时长短领工钱，但在缺乏精确计时手段时，所谓的“工时”注定只能是个模糊的数量，其中还要根据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做折算。同样是17世纪时的一段材料，记载了“工作日”这个概念的复杂程度，对收割谷物的工人来说，如果待收割的植株相当繁茂，而又只需要切下其中一部分，则收割一亩半就算一个“工作日”；如果植株繁茂而又需要整根切断（需要的谨慎程度较轻），收费两亩半才能算一个“工作日”；如果植株比较稀疏，收割起来相对简单，那就要三亩半才能抵上一个“工作日”了。
这一点显然不能让雇主们满意。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产业主，开始尝试以时间为准绳制定规条，将工人的收入与是否准时捆绑起来。早在18世纪初，磨坊主就购置响铃，每天早上6点敲响，以督促雇员上工，上工以后，铃声每半小时响起一次，提醒雇员工作的进度。18世纪下半叶，部分工厂里已经出现了细致的规条：工人每天要在厂里待15个小时，中间有指定的1个半小时用来进餐。厂主认为，如此的安排能够让“懒惰和奸邪无所遁形，勤奋和公正受报酬劳”。
17至18世纪间，物质和思想上的二重进展，也为时间观念的转变做好了铺垫。一是制表业的崛起，二是各类鼓吹“抓紧时间”的论调的盛行。以后者为例，当时思想家普遍认为不守时——或许只是前面提到的、自然的计时方式——是贫穷的祸根。一位叫Temple的思想家甚至认为：可以将4岁及以上的贫穷家庭的孩子送进工厂，每日劳动十二个小时，并接受两小时的教育。如此，他们可以逐渐习惯工厂中的生活方式，并最终以此为乐。许多学校都将“准时”与“作息规律”写入了办学宗旨当中。
至19世纪，至少在英国，以上的想法已经相当普及。哪怕是普通英国人，许多也不再习惯之前提到的、“自然”的时间观念。看到其他国家的居民施行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英国人反而要大加嘲讽。以下这段材料，点出了当时英国人的心态，“按照欧洲的标准，中东和拉美地区的人在守时方面相当散漫。新的产业工人还在一点点地习惯规律的工时安排、固定的出勤以及一定的工作节奏。（在这些地方）交通日程的安排和物料的运输都不一定准时……”
总之，无论是外在层面还是内在层面，身处工业革命国家的居民，其观念都经历了由“任务驱动”向“时间驱动”的转变。以事件标记的生活节奏逐渐被以数字标记的生活方式取代，普通人也逐渐觉得这样的安排“理所当然”。抱怨同样存在，19世纪的工人发现，雇主们戴的表总是以可疑的方式出现偏误。当工人们要上班时，这个表就会走得快一些，临近下班之时，这只表又会神秘地变慢。在汤普森引用的材料中，有一段特别有趣，有一名工人自己买了一只表。结果，雇主没收了这只表，原因在于“雇主已经告诉过他时间是几点了”。时间，亦关乎权力。
时间观念的游移：个体层面的证据
列举材料足以勾勒出事物的亮点。然而，如果想要精确了解全貌，对全面样本的量化分析必不可少，一两个人更加守时、一两个工厂主更加苛刻，未必代表社会真的在心态层面出现了转变。然而量化心态本身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生活在两、三百年以前的人是否守时呢？即使可以找到针对个体的记述，这些留下来的资料可能本身也没有代表性，更何况即使是这类记述，数量也绝不是太多。
这一问题难不倒量化历史学者。在专著《英格兰的时间与工作：-》中，Voth为我们展示了高超的运用材料的技巧。具体来说，他找到了当时英国监狱里的案件卷宗，整理了其中所有的证人证言。这类记述的特点之一，就是包含时间。警方会反复询问证人，看到相关事实的时间究竟是几点？在证人回答以后，警察还要交叉询问，以纠正其中含混或自相矛盾之处。因此，根据这部分材料中证人回忆时间的方式及特点，就可以推断历史上时间观念的转变。
证人回答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回忆的精确程度的变动。在汤普森所述的“原始社会”中，如果询问当地人时间，得到的答案通常非常模糊，常常只能落到“好像是早上”“大概是傍晚前后”这个范围，如果是今天的我们询问时间，回复通常相当细致，至少也要精确到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以内，甚至会精准到分钟。19世纪初前后，英国确实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伦敦，年时，证言中的时间精确程度在半小时以内的有68.8%，到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7.7%。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英格兰北部增幅更加明显，至年间，回忆落在半小时内的比例从64.7%增加到了80.2%。
以工业为主的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之间，也存在清晰可辨的差异。以伦敦与英格兰北部为例，年时，前面提到，报时在半小时以内的比例已经接近70%。有60%多的证人会精确到15分钟，还有1%的人精确到了分钟！同一时期，北部地区没有人会报时到15分钟，不过超过60%的证人能精确到半小时，还有超过30%的个体以小时为单位汇报时间。随着北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两地间的差异也在缩小，至年时两地都有约80%左右的个体报时精确到半小时内。
除了证人的报时方式，另外一项指标也可疑反映时间观念的变化：持有手表的数量。一个人越重视时间，驱动他去购置手表的动力自然就越大。不过，这一指标中蕴含的干扰因素很多：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导致手表价格的持续下降。根据Kelly和O’Grada的估计，整个18世纪期间，由于技艺的进步，手表的价格每年大致下降1.3%；另一方面，除时间外，手表可能还折射出了其他方面的思潮。比方说，表可能成为身份的象征，重要的并非走时准确。
即便存在这么多“干扰项”，这个时间段内英国的手表数量，增速也快到了让人惊呼的地步。根据Voth的估计，年英国的手表年产量大致是12.7万只，5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达到26.4万只，增幅最迅猛的阶段出现在19世纪初期。年产量30年间翻了近3倍，从26.4万增加到了66.5万。这和英国工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时间段恰好相互重合，可以作为之前的观察的佐证，考虑到手表属于耐用品，十年内百万级别的产量，其中当有不少流向了实用的消费需求。
同样是利用监狱中的卷宗，Kelly和O’Grada也研究了同期手表消费的流变。略有差异之处在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