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读了很多书，听说上初中以前就把八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给读完了。他不必翻书，尼采和泰戈尔的大段诗句，他张口就能背诵。
也许正是因为看了太多的书，懂了太多的道理，所以本该属于同龄人的娱乐活动，在他的眼里都变成了一种幼稚的行为。他甚至认为这种行为是基于一种无知在作祟。
有一回，学校组织活动。同学都参加了，他偏偏不去。他父亲问他原因，他说：“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父亲问：“怎么个‘不是一路人’？”他说：“我喜欢看雨果、海明威和福克纳，他们看得都是些金庸、古龙的。”
他父亲说：“你觉得看雨果、海明威、福克纳的书，比看金庸、古龙的书更有学问？那你倒是给我说说，你还没读过金庸和古龙的书，你是怎么知道的？再者，你能给我说说，雨果是如何理解善与恶的？海明威笔下的爱情表达了什么？福克纳的创作形式给后世的西方文学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朋友顿时语塞，一句话都答不上来。
下面，我来认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小说是应该分为好的小说和坏的小说，而不该划分什么‘纯文艺小说’、‘流行小说’、‘正统小说’等，也不是什么‘是小说’或‘非小说’的狭隘观念。小说只存在写得好与不好的问题”这样的见解，的确值得一提。
真正的文学大师也能够使生活之俗成为审美对象，赋予其超凡脱俗的内在神圣性。
这就是对真实的尊重。
曾几何时，一部《金瓶梅》就是凭借这点而经受住了历代道学先生们的蔑视，成了中国小说史上难能可贵的一部经典之作；而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同样也是仰仗这种对真实的维护，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里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
那种把小说家当作清心寡欲的庙中人、以为只有不食人间烟火才能写出伟大作品的说法，其不近人情正表明了其虚伪不实。所以，有些属于通俗文化的小说，迄今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而汗牛充栋的所谓纯文学却如过眼烟云般销声匿迹。
那些真正伟大的高雅文学，恰恰有着通俗文化的基因。评论家们早已指出，“莎士比亚剧作的宏伟博大，来源于史诗和民间创作中已经发现和构思的东西”。
莫洛亚当年曾这样评价大仲马的文学贡献：
“关于一部作品的价值，一代人可能自欺，四五代人，五大洲的读者是不会受骗的。《三剑客》风行各地而且经久不衰，这表明了好脾气的仲马怀着赤子之心，通过他的英雄人物表现了自己的个性，适应了人们对于戏剧性和仁爱的向往。这种向往是必不可少，不分国界的。”
把这段话挪用到被法国人视为“中国的大仲马”金庸先生的武侠叙事作品上同样很贴切。
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曾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古以来，诗文接近民间者，不问它品格如何，它自能千古。”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金庸小说的大众文化胎记是显著的，不仅在于其“言情”，更在于其“有趣”。
但正如“以最‘严肃’的认真态度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见得一定能达到‘高明雅致’的境界”，有些情节生动、故事有趣的通俗小说，不仅不见得仅是消遣读物，恰恰相反，而是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
金庸小说提供了这种经验，读者显然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追逐故事，消磨时间”，而是享受了无穷的感动和回味。
英国小说家毛姆说得好：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是由于评论家的交口称誉、教授们的分析阐释或是在大学课堂里在行的研究，而是一代代的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
如果说正像雪莱所比喻的，诗人可以清高地成为一只“栖息在黑暗中的夜莺，用美妙的歌唱来慰藉自己”，那么小说家则别无选择地必须走大众文化的路径，“小说作者一定要讨人喜欢，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先天地具有通俗性，正是小说这种源自“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文体的特殊性所在。
对于这些道理，大众读者比职业读者更为明白。事实上，喜欢金庸作品的所谓大众读者，其成分主要就是俗称“工农商学兵”的众生，很少有所谓的纯文学作者。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对金庸小说的“读者缘”不以为然，但这就像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我也看金庸》中所说：“‘不屑’是一回事，要写也写不出来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实话实说。
毛姆说得好：“认为一部许多人想看、因而都去买的书，肯定比一部几乎无人想看、因而都不去买的书差，这实属蛮横无理。事情正是这样：“我们生来是为了欢快地呼吸。正是在这方面，诗歌有益于人们的身心。”
意识到这点也就意味着，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现象，足以表明了金庸小说蕴含着了不起的价值。
少数权威人士对金庸作品的欣赏说明不了什么，但当金庸小说为不同年代、不同阶层的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