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曹妍聊历史。20世纪末，英格兰10个行政区中只有3个（伦敦、东南区、东英吉利亚）达到或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全国其他地区相对贫穷，有的更是穷得厉害。英格兰东北区曾经是英国矿业和航运业的心脏地带，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伦敦的60％。
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乡村地区、意大利南部、德国前社会主义地区之后，英国是年欧盟结构基金的最大受益者——也就是说，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在欧盟最贫困的地区之列。英国的较低失业率是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大肆宣扬的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繁荣的首都发展不均衡，英格兰北部的失业率几乎接近欧洲大陆的最高水平，这使得让人骄傲的地方顿然失色。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不周，使英国本来就明显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但这也是工业时代末期可以预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德国，类似的差距是政治决策的直接结果，即便不是有意为之的。吸收民主德国加入统一的德国，从年到年，花去了联邦德国1万亿欧元的迁移和经济援助费用。
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东部地区远远没有能够企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比西方国家更加落后。当德国私有公司在斯洛伐克或波兰能找到更好的、工资更低的工人时（还有更好的交通设施和地方服务），他们是不想落户东部的萨克森州和梅克伦堡州的。
老龄化的人口、糟糕的教育、低下的购买力、熟练工人的西飞，遗留下来的那些人又对外国人充满难以改变的敌意，这一切都意味着东部德国对于国外投资者没有吸引力，更何况这些投资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选择。年，前联邦德国的失业率是8.5%，而前民主德国超过了19％。同年9月，新纳粹国家民主党赢得了9％的选票，并在萨克森州的议会夺回了12个议席。
在德国把联邦德国人和民主德国人分开的、相互憎恨的鸿沟不仅仅是有无工作或者穷与富，但是在东部人眼里，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和新欧洲的其他人一样，德国人越来越被一些新奇的差异区分开来，这些差异打乱了传统上的地界和经济划分。
站在分界线一侧的是老练的欧洲精英：主要是年轻人，不分男女，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能在欧洲的2个甚至3个不同的大学学习过。他们的素质和专业能够让他们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从哥本哈根到都灵，从巴塞罗那到法兰克福。
高收入、低飞机票价、开放的边界和综合性轨道交通网络使得流动变得容易而频繁。为了消费、休闲、娱乐和就业，这些欧洲新人类在欧洲大陆四处游走，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就像游走于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牛津的中世纪教士一样，他们用一种国际通用语交流：在当时用拉丁语，现在用英语。
在分界线的另一侧，绝大多数人仍旧是那些不能成为美好新大陆成员的人们，或许他们不想加入（或者还没有决定加入？）——千百万欧洲人因缺乏技能、教育、训练、机遇和方法，而只能固守原地。这些男男女女就像是新的中世纪式的农奴一样，无法轻松地从欧盟市场提供的商品、服务和劳动中受益。
相反地，他们只能停留在本国或当地的社区；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熟悉，又不懂外语，这些情况都对他们造成了条件限制。他们通常比那些国际大都市的同胞们对欧洲怀有更多的敌意。这种新的国际阶级界限使得旧的民族差异开始模糊起来，而这种新界限有两个明显的例外。
对于来自东欧做零活的工匠和劳工们来说，伦敦或汉堡或巴塞罗那的新工作机会和早已形成的使用流动工人和季节性海外雇佣的传统密切相连。向来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到遥远的国家去找工作：不懂外语，雇主对他们充满敌意，抱有怀疑，无论如何也要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钱带回家。这并非欧洲所独有的特点，就像土耳其的汽车工人或塞内加尔的小商小贩一样，斯洛伐克的油漆工也不大可能在布鲁塞尔外出就餐、在意大利度假，或在伦敦购物。即使如此，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欧洲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