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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至下的暴行英国猎巫运动澎湃在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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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错误常常“出在”女性身上。

事实上,“归咎女性”现象自古有之,且不为中国独有。在今天这篇文章中,作家王梆带我们回顾一场发生在16世纪英国的猎杀“女巫”运动。

寻找替罪羊之旅

——英国猎巫运动一瞥

撰文:王梆

午后一阵疾风,烈阳涂在St.MaryMagdalene教堂上的亮块突然消失了,教堂沉入浩荡的阴影,连同它那13世纪的,尖峭得能捅伤鸽子的钟楼。我把自己藏在一块墓碑后面,对准紧挨着教堂的一栋红砖宅邸,嚓嚓按下快门。镜头里,原本幽暗的一切更幽暗了。

这是一栋有私家树林和马场的庄园大宅,建于伊丽莎白一世,三面高墙,尽头一条浅河,几株苍老的须柳,踉踉跄跄地映在水中。水光也是暗昧的,蒙着一层芦苇的断枝。连接教堂和庄园的,是一条花园小径,很短,像被削掉半截的小蛇。入口一扇矮门,从矮门到大宅仅一步之遥,教堂的钟声,有如爬山虎的多足,牢牢地贴着大宅的墙缝,绕着白色的门窗,围剿着JaneThrockmorton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搬进这座庄园不到六周,不到十岁的Jane,就染上了一种怪病。据随后的庭笔录记载,她不停地打着震耳的喷嚏,有时长达半小时;躺下时,肚子高高顶起,没人可将它压平;左右腿轮番哆嗦,小脑袋也晃得像雨打的水涡一样,伴随手臂抽筋。那是年深秋,St.MaryMagdalene教堂恐怕和此时一模一样,只是它所在的小村庄,Warboys,还披着中世纪式的灰袍子,没有路灯,满目泥泞。

英格兰东安格利亚湿地上,散落着许多这样的小村庄,青铜时代就有人迹出没,圈地运动前以农耕为主,一座占地至少一千英亩以上的魏丽庄园,是小村庄的大动脉,佃农和雇农们世代为庄园主劳作,此外还有几块谁都可以垦荒或放牧的共享地(CommonLand),外加一间教堂,饲养着不同阶级的灵魂。16世纪后,航海技术发展迅猛,庄园主们发现羊毛比农作物有利可图,之前断断续续的圈地运动,便开始进入集中阶段。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赶出农庄,共享地也多被圈入羊毛出口业,永久失去土地的人,形成了一个兴新的劳工或赤贫阶层,怨声载道,暴乱此起彼伏,乞丐在晨雾中出没,而14世纪那场夺去欧洲近半数人口的黑死病,仍不肯罢休地,拖着尚未结痂的血尾,四处晃荡。单年,Warboys村就被它卷走了条人命……在那样一个灾难汹涌的年代,即使没生这场怪病,Jane在Warboys村的生活,也未必就一定岁月静好,鸡犬桑麻。

Jane的父亲RobertThrockmorton,是一位富裕的乡绅和虔诚的清教徒,从先父手中,继承了这座紧挨教堂的庄园。年夏末,他带着妻儿,从外地迁入Warboys村,打算从此以它为家。为了向邻居们显示他的友善,自抵达之日,他家的大门就是敞开的。英国历史学家MoiraTatem曾描述过那车马盈门的场景:阔大的厅堂,旺盛的炉火,有礼有节的女主人,一行女仆,Jane和她那正值萝莉年华的四姐妹。Throckmorton一家人脉很广,Robert和英国顶级巨富SirHenryCromwell(即OliverCromwell的祖父)是好朋友;剑桥大学里,那些有名望的学者和医生们,也和他家过从甚密。

Jane的怪病,让村民们十分迷惑。在忠于上帝这件事上,Throckmorton家自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早上晚间,餐前餐后,必做祷告,孩子们的日常读物以《圣经》为主,出生后也全都在St.MaryMagdalene教堂受过洗,洗礼仪式还是Robert的姐夫——Warboys村的大牧师,亲自操持的。当时的人,坚信孩童来自魔鬼的污水坑,只有受过了洗,才堪比打过了疫苗。

在St.MaryMagdalene教堂,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了洗礼台,它看起来像一座深长的石井,井盖是金字塔形的,榉木和工艺都堪称上乘。揭开来,下面是一只厚重古朴的陶盘,三条青花釉鱼,游戏着那一盘“点石成金”的圣水。

Jane染上怪病后,某村民为教堂捐了三先令四便士,修复了一只之前受损的钟铃。钟声又亮丽起来,却依然于事无补。这时候,AliceSamuel出现了。她家在那栋红砖大宅的北面,虽是邻居,却属于全然不同的阶级,房子是租的,家徒四壁,还极有可能是外地人(在Warboys村教区人口档案里,既查不到Alice和丈夫John的结婚证词,也没有他们唯一的女儿,Agnes的受洗纸);礼拜上,这家人也显得不够热情,当然也不敢缺席。那年头,少一次礼拜,就得罚上20英镑的款(相当于今天的17,.73英镑)。

也许只想问候一下病中的Jane,Alice也敲响了Throckmorton家的房门。Jane的母亲Elizabeth让门房把Alice请了进来。虽然贫富差异悬殊,作为基督徒,拒人门外,怎么说都是不够地道的。然而随着Alice的脚步逐渐向壁炉靠拢,侧卧火旁,养神调息的Jane,却突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当Alice终于在壁炉边上落座时,Jane转头尖叫道:“看那老女巫,谁见过比她更像女巫的吗?把她的黑帽子掀掉!我可受不了她那副模样!”

今天,没人知道Alice长什么样,英国宗教学家PhilipC.Almond说,她可能长得正好符合孩童们对女巫的想象:干瘪消瘦,黑裙子,黑色的松饼帽。16到17世纪,长得像女巫是危险的,因为那是一个火烧女巫的季节。

▲影视剧中的女巫形象。图片来源:电影《亚当斯一家》

Elizabeth并没把那场会面当一回事,可不久之后,Jane的尿检出来了。来自剑桥大学名医Barrow的报告,上面写着:小儿蛔虫病,不碍事;然而吃药之后的Jane却不见好,于是Clare学院的名医Butler(据说此人是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医生)发话了,看来这孩子被女巫给缠住了!Butler的诊断书下来不到一个月,Jane的妹妹们也接二连三地生病了,然后是她们的姐姐,Throckmorton家15岁的长女,Joan,病征如出一辙。也许是年长力大的缘故,Joan的病情体现得最为猛烈:双眼翻白,四肢扭曲,仿佛正在和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飓风搏斗,持续时间有时一两小时,有时半天或全天。

怪病有如狂犬,四处撕咬着Throckmorton家的每一位少女,五姐妹全军覆没,连年轻女仆也未幸免,总计12人,哭天抢地,一致声称Alice是女巫。

身为父母的Robert和Elizabeth再也坐不住了,孩子们的叔叔也闻讯赶来助阵。这位叔叔,脾气暴虐,坚信只要像杀鸡一样,一刀下去,让Alice放血,就能解除女巫的咒语;另一位赶来支援的是SirHenryCromwell的夫人,尊贵的LadyCromwell。LadyCromwell一下马车,便立刻传唤Alice,逼问无果。狂暴中,她剪下了Alice的头发和发带,交与Elizabeth和她的女儿们,并令其立刻烧毁。Alice终于忍无可忍,哭叫起来:“夫人,您为什么这么对我啊!我可从未伤害过您,至少目前为止”——这句话,随后便成了针对Alice最有力的呈堂证控。

LadyCromwell当晚驱车回家,梦见自己被Alice的猫(虽然Alice根本没有猫)抓绕虐待,要活剥她的人皮,次年就病死了。

年春,Alice和丈夫被关入Huntingdon监狱。他俩的独女,25岁的Agnes,与Throckmorton家15岁的长女Joan,作为正反方证人,则分别住进了监狱旁边的一家旅馆。近五百群众跑来围观,怀着恐惧和兴奋,目睹了Joan发病的全过程。终于,Alice的丈夫招供了,接着是Alice。

尽管夫妻俩竭尽全力为女儿的清白辩护,但法官和陪审团却一致认为,只有判Agnes同谋罪,才能彻底歼灭咒语。定罪果然生效了,Agnes被判为女巫之后,Joan和其余11名病得手舞足蹈的女孩们,便从此恢复了正常。

Alice的丈夫在被吊死前最后一刻,一边推翻供词,一边破口大骂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妻子,然而不管他怎样拼老命和妻子划清界限,还是被吊死了。Alice则在一旁声嘶力竭地哭喊,求众人放过她的女儿。有人劝处女之身的Agnes想办法怀孕,按当时法律,孕妇可获缓刑,但Agnes说,我才不愿背负女巫和荡妇的双重罪名呢!从始至终,她响应妈妈的号召,拒绝认罪,一直坚持到断气为止。

Throckmorton家的闺女们,最大的不过15岁,要说装疯,集体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邻家老女人,说不过去。况且她们的病情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三年半,直到Alice一家被吊死才平息。生理上的病理学无法解释成因,所以后世的诸多学者,在此加入了精神病学的考量。

“前现代时期,孩童被魔鬼上身,是一种独特的英国现象。孩子们从小就读《新约》,对邪灵附体的故事耳熟能详,它们像食尸魔一样,侵淫着每一个人的童年。当大人们讨论Throckmorton家的闺女们是否被上身,并不断提供‘上身症状’,为自己的结论编织论据时,在一旁的孩童耳听心受,便愈发深陷其中(TheWitchesofWarboys,PhlipC.Almond著,p36)”。

诚然,这类怪病,在当时被视为魔鬼上身,在今天的学者们看来,却很可能只是一起“巫术恐慌”引起的集体歇斯底里(Masshysteria),而那栋每天人进人出,呼吸着流言蜚语的红砖大宅,彷如一个幽灵丛生的微型社会,即是此症的完美舞台(Possession,《上身》,摘自WitchcraftinEngland-,《-年间的英格兰巫术》,BarbaraRosen编,p)。

果真如此的话,是什么,在可怜的孩童身后,用看不见的钢丝,操纵人偶般地,操纵着这“巫术恐慌”呢?用“医学落后,民众愚蒙”——正如把一切人为灾难笼统地归结于“愚蠢”一样,似乎只粗浅地解释了其表象。

巫术自古有之,巫师中,既有萨满巫医似的灵媒,又有占卜师,魔术师和炼金术士等等,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游医。游医们有过一个好听的名字“WhiteWitches(白巫医)”,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他们又被称为“CunningFolk(民间高手)”。对白巫医来说,巫术,不过是些祖传草药方,流传久远的咒语,神秘学,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敬仰。白巫医们用它治病救人,占卜,驱邪,寻找丢失的牲畜和物件。从事巫术行业是不讨好的,因为人们既迷信它的超能力,又惧怕它的危害。一场治疗,或一次接生失败,便很容易让人把“白巫术”与邪恶的“黑巫术”混淆起来。

▲影视剧中的猎巫人形象。图片来源:电视剧《九号秘事》

不管人们对巫术如何或近或离,视巫师为全民公敌,大规模猎杀女巫,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是不存在的。比如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只有动机不纯的巫师才会受到惩罚(WitchHunt:Historyof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Cawthorne著,p33);当欧洲落到天主教廷的手里时,巫术罪也仅仅是用来对付有板有眼的异教徒,绝不会在平民中滥用。年,罗马教皇Alexander四世还颁布了《禁猎巫法》。苏格兰的某些天主教神职人员,亦曾视巫术为骗子的把戏,根本不相信它的“法力”,所以不会以巫术罪,起诉某位巫师。

15世纪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渐渐现出雏形,欧洲进入了早期城市化和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新兴资产阶级,自觉在认知上,超过了“狂征宗教税,贩卖赎罪劵(MartinLuther语)”的教父,许多人在MartinLuther的召唤下,开始推行新教改革。奉行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的新教徒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不需要一个穿红衣的权威中介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新教的不少观点也和罗马天主教相左。比如在借贷上,天主教认为“借贷”是一种罪,为此迫害了许多放债收息的犹太人;但对新兴资产阶级来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润滑剂,封锁债务,就等于杀死了牟利来源。

16世纪到17世纪,天主教和新教为了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上站稳脚跟,双双成了对方眼中的异教徒,口诛笔伐,甚至陷入了火拼。比如写作《浮士德医生的悲剧》的英国剧作家ChristopherMarlowe,被游转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间谍RichardBaines盯梢,怀疑其“具有同情天主教的倾向”,便成了新教迫害的对象。

“人们被两种敌对势力同时绑架,一个城市,或一整片地区,一夜之间,便可堕入另一教派的手中,有时还不止只堕入一次。这种大面积的不确定性,为集体性的歇斯底里铺好了病床。”(WitchHunt:Historyof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Cawthorne著,p53)

苏格兰就曾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只风眼。16世纪以前,绝大部分苏格兰人是天主教的忠诚信徒。天主教渗入苏格兰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没经过天主教洗礼,活着不能结婚,死后也不能入葬。教区不但提供信仰的归属,医院,养老院,麻风病院,劳改工厂和各种慈善机构。

苏格兰岛屿丛生,峡湾将陆地切分成无数碎块,陆上踽行,仿佛用渺小之躯,重复画着“之”字,无穷无尽,教区因此开发出渡轮生意。就连啤酒厂、食品厂、学校和大学也属教区所有。将生意转到新教名下,将圣经等著作从拉丁文转成人人都读得懂的英语,不但将令财路受阻,上层精英的特权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当路德教会的书秘密登陆苏格兰时,天主教徒们内心的抵触和愤怒,是不难想象的。

英格兰也一样,英格兰教廷(ChurchofEngland,-)初建时,推出了八项重大的教宗改革,四项教习反转,不从者死。

旧有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折断,头脑中频繁地上演怀疑和两难,世界突然变得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撒旦,也就开始显形了。

除了时刻担心自己被异教徒迫害,或被当成异教徒迫害,彼时的人们还不得不与小冰期(-)的冰雹,洪水和霜冻做斗争,还有老鼠和毛虫捎来的瘟疫,黑死病,粮食减产,饥荒,畜生暴毙,高发的难产,死婴和小儿身亡……在如此毛发毕现的信仰和生存压力之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掌权者,想必都嗅到了民众中那股蓄势待发的“迫害妄想症的气息”。当务之急,得找到一枚灵丹,或一只替罪羊。

“撒旦”永远是最佳人选,可惜来去无形,于是传说中撒旦的密使(Emissaries)——巫师,便成了人间的替罪羊。替罪羊不单能疏导祸水的流向,还能有效地打击异教徒。12世纪,天主教对尔多教(Wadensians)的打击,12-14世纪,天主教对纯洁教(Catharism)的打击等,都是巫术罪打击异教徒的成功案例。掌权者们还相信,酷刑之下,必有成招。当囚犯们再也招架不住,神志不清地吐出“施展巫术的经过”时,那些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描绘,便成了“黑巫术”存在的合法声明。

为了在猎巫运动和屠杀异教徒之间找到关联,美国经济学家PeterLeeson和JacobRuss通过大数据,做了一番统计:2/3的猎巫暴行,爆发于年到年之间,即90%的宗教战争爆发期;在新教改革中心的德国,猎巫运动最为如火如荼。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大部分死刑档案早已被销毁),从年到年,欧洲约有60万人死于猎杀,其中德国就包揽了40%的“巫尸”。在天主教越显式微,新教改革越迅疾的地区(德国,法国,瑞士等),猎巫运动就越猖獗(WitchTrials,PeterLeeson、JacobRuss著)。两位经济学家还嘲讽道,猎巫这种手段,今天的政客们也在广泛使用,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类。没什么比“利用某种所谓的外来威胁,引爆民众恐慌”,更有效的拉票手段了。先找出外来威胁,然后为民除害,最后再收保护费。

猎巫,于是成了铲除“外来威胁”的重要手段,还成了一场人心争夺战的秀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曾把它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半卖半送,呈递给自己的信徒。仿佛哪家教派猎杀的女巫越多,就越有可能买到人心。可见,Alice一家的悲剧,首先不在于医学落后,民众愚蒙,而在于掌权者热烈拥抱民众的愚蒙。

巫师中也有男性,为什么猎巫运动中,85%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呢?(在英国,这个比例是90%(TheEuropeanWitchGrazeofthe14thto17thCenturies,《欧洲14-17世纪的女巫癫狂》,NachmanBen-Yehuda著);因此,猎巫运动又被称为一定程度的“Gendercide”,即性别屠杀(TheHolocaustinHistoricalContext,《大屠杀的历史语境》,StevenT.Katz著,p)。有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读写,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经营权和上诉权,所以女人们招兵买马,聚众起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等;再往下深挖,便不难发现,原来,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厌女文化作为行动基础。

年,德国神职人员和审判官HeinrichKramer,出版了一本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书《女巫之槌》(MalleusMaleficarum),书中列出了识辨女巫的各种方法论。他写道:女人除了是男人之间友谊的祸害,还能是什么?她是惩罚,是至恶,是蛊惑,是欲壑的祸水,是家藏的危险品,是美味的弊端……而这邪物,竟涂着鲜亮的外表!又,女人比男人更淫荡,且永不知足;如果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那么女人就是男人的对立面……类似的论调,在书中不一而足。

▲塞勒姆女巫审判案图画

其实,这番言论也算不上标新立异,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女人的体液是湿冷的,不像干热的男性;女人是不完美的孵化品,比起正常值,她们总是存在偏差。古希腊人还认为,经期阻滞,会令经血倒流,渗入心脏,造成发烧,呕吐,情绪起伏,抑郁并触发自杀倾向。19世纪,该症状被冠以一个术语“歇斯底里(Hysteria)”,源于古希腊语“uterus(子宫)”,意在暗示,只有女性才会歇斯底里。19世纪之前,由男性主宰的医学界,一直找不到月经和排卵的关系,以为女人必须通过流血,才能缓解其天性中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即是“魔鬼钻入子宫后,在女体内漫游,释放邪气”的明证。除了歇斯底里之外,癫痫,亵渎神明,忧郁症,自杀倾向等,彼时都是一种“DemonicPossession(魔鬼上身)”。

经血流通,之所以被认为如此重要,与其说它“保全了女人的神志”,不如说它标榜了女人的生育价值。失去生育价值的女人,彼时一文不值。因此,比起年轻女人,老女人更容易被当成女巫送审。英国议员ReginaldScot在他年出版的《巫术探索》(TheDiscoverieofWitchcraft)中得出结论:停经让女人饱受幻象折磨,变得疯疯癫癫,因此更易被撒旦诱拐,变成女巫;在英格兰Chelmsford的一起女巫审判中,某项证词亦写道:“女人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张皱脸,斜眼秃眉,嘴上一圈绒毛,嗓音尖锐,语气中含责备,戴黑帽子,手持纺锤,一只猫,或一只狗作为共谋者(familiars)紧随其后,就定是女巫无疑。”法律上,也只有怀孕的女巫,才能求来死缓。

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SilviaFederici认为,将邪恶定位在老女人中,除了她们不再具有生育价值之外,还有其经济原因。比如在英格兰,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庄园有一套救济机制,寡妇可继承亡夫的部分财产,从1/4到全部,因地而异;还可在收割后拾遗,并允许在教堂寄宿等。圈地运动展开之后,物价飞涨,贫困人口飙升,大量佃农失去土地,上述那些女性权利(CustomaryRights)也全都被剥夺了。许多年老妇女,尤其是寡妇,沦为乞丐和统治阶级力图甩掉的经济负担。与圈地运动同时展开的新教改革,却不提倡慈善,乞讨必须在权威机构拿到执照,否则视非法乞讨处理。那些没有乞讨证,潜伏在树林或深巷里,冷不防伸出一只枯手的老女人,因此就变得“甚为可疑”,欲求不满时,她们还会发出低声的诅咒。而诅咒,在人人相信撒旦的年代,通常是应验的。

当然,身为女性,不婚或守寡,衰老或贫穷……仍无法构成判死一个女人的全部理由,她肯定还得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传说魔鬼舔过女巫的身体之后,会留下印记,这枚印记藏匿在身体的隐蔽处,看起来像一颗痣,或一枚胎记,或一粒小疣,或一片肤斑。于是,靠“女巫印记”作为“物证”的历史,便开始了。

史上最沉迷于“女巫印记”的人里面,最显赫的,是一个国王。我在苏格兰国家美术馆仔细端详过他的一幅画像。那是荷兰画家ArnoldBronckorst的作品,画中的国王,约八九岁,嘴唇窄扁,目光冷漠,戴一顶镶钻的黑蓓蕾帽,小脸扎入高耸的花边竖领,肤色是药沫的白,且处处呈现出干裂迹象;一根金色权杖,在黑衣里凸显出来,上面屹立着一只褐色的鸟,目光也和主人一样阴冷。

这位国王的母亲,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女儿Mary,像当时诸多苏格兰人一样,Mary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彼时新教改革已席卷苏格兰,天主教的弥撒是非法的,但她不愿皈依新教,还和一位天主教徒结了婚,因此成了一个危险的女人。新教主义者怕她把苏格兰扭回天主教,天主教徒们觉得她是个叛徒,没为天主教的复兴尽蛮荒之力。她在两扇夹壁间,偻步潜行,百死一生。

在英格兰,她的堂姊妹,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喜欢她。伊丽莎白一世终身不嫁,Mary的子嗣必将继承英格兰王室,若他也是天主教徒,对英格兰的新教改革将十分不利。年,Mary生下一个男孩,第二年,孩子的父亲就被暗杀了。男孩13个月大时,Mary被迫交出皇位,并被囚禁起来,当她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向英格兰求救时,伊丽莎白一世却担心她会篡位,以叛国罪砍了她的头。

这位13个月大的男孩,就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史上最著名的女巫猎手。在爱丁堡城堡,我走进这个男孩出生的房间。它小得像一只抽屉,阴暗至极,除了一座冰凉的壁炉,一把硬椅,三面高墙,两扇长窗,再无它物。詹姆斯六世在他的老师JohnKnox的严厉教诲下长大,这位老师,不仅是苏格兰新教改革的领袖人物,还仇恨全天下女巫,整天向小国王灌输其母Mary如何邪恶,女人全都经不起魔鬼诱惑之类的厌女思想。

年的一天,詹姆斯六世站在苏格兰海边,迎接他的准皇后,丹麦公主Anne,然而公主却没有如期出现。过了很多天,信使捎来坏消息,丹麦舰队遇上了暴风雨,几百水手和船只丧身海底,Anne也差点死掉。詹姆斯六世闻言后,也许是想显示一下男子气概,立刻亲自动身,上了去丹麦迎亲的大船。同样,他也遇上了暴风雨,几乎死掉。九死一生漂到丹麦的他,亲眼目睹了烧女巫的盛况,深受震动,觉得自己肯定是被下咒了。

回到英格兰之后,他马不停蹄,囚禁了70个嫌疑犯。GillyDuncan便是其中一位。GillyDuncan本来住在离东爱丁堡九英里一个叫Tranent的小镇上,白天是副镇长家的年轻女仆,夜晚是小有名气的游医,据说还治了不少疑难杂症。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一两位女游医,帮忙接生,治些妇女病之类。她们没有正规的医学背景,却有不少祖传的草药和妇女知识。

猎巫运动中,继老女人之外,女游医首当其中,成为被巫化的对象。美国作家BarbaraEhrenrich和DeidreEnglish曾发表专著,认为这与男医生们对她们的嫉恨有关。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SilviaFederici则认为,与其说那是一种职业嫉妒,不如说是男性本位主义对女性力量(PowerofWomen)的一种畏惧表现。

女游医们不是甜美柔顺的邻家女孩,她们通常有一定社会阅历,掌握着祖传秘方,能炼制出让男人堕入情网的神药(春药),熟稔咒语,还私下传授避孕技巧和堕胎药等……这些都与萌芽资本主义为女性行为制定的规范格格不入。萌芽资本主义需要“无性无脑,对男人绝对顺从,并不断创造生产力(婴儿)”的女人,女游医式的,精通世道的女性群像,必然对它的权力结构形成挑战(WithesWitch-HuntingWomen,《女巫,猎巫和女人》,SilviaFederici著,p32-33)。

所以当有人举报女游医GillyDuncan“夜间外出行医”时,这姑娘立刻就被抓了起来。她被施与了一系列酷刑,检查官还在她的喉咙上找到了“女巫印记”。物证面前,逃无可逃,她被迫供出了“同谋”的一串名字,包括另一位女游医,民间助产士AgnesSampson。

AgnesSampson是一位年长寡妇,受过良好教育,在爱丁堡城颇有声望。彼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巫不多,詹姆斯六世带着浓厚的窥视欲和虐待狂的执着,亲自刑讯了她。

最初阶段,AgnesSampson否认了一切指控。为了找到女巫印记,她于是被剃光了毛发,继而被一种像马辔头般的铁制笼具(witch’sbridle)固定在石墙上,被这个笼具附带的一个扩张装置撬开了双嘴,被两根尖利的铁叉刺伤口舌,被另外两根铁叉刺穿了面颊。她一刻不能瞌睡,否则捆住颈脖的绳索就会绞成一团,先紧后放,导致笼具里的脑袋像皮球一样弹来弹去,被铁叉刺入的部位即捣成肉泥。在经历了这番酷刑之后,她仍不肯认罪,直到一枚“女巫印记”从她的私处中被挑了出来。也许是出于女性本能的不堪受辱之心,她终于招供了。

因此针对她的54项指控全部成立,包括“蛊惑了一只叫Elva的狗,让它住在一口深井里,每天捣鼓邪恶的汤药”之类。她还“溜到AuldKirkGreen(即今天苏格兰的NorthBerwick海港),参加了一个信魔者的夜半集会(Sabbat)”,其情景,像观众们在年的瑞典/丹麦纪录片Heksen里看到的那样:一群长角魔兽,聚集在一轮猎人月下,群魔乱舞,火光冲天;女巫们前来接受魔鬼的洗礼,迫不及待地和魔鬼交媾;不知从哪偷来的婴儿,被倒吊起来,沥干血,扔进煮滚的浓汤。

“总共有6个男人和90个女人,参加了魔鬼的集会,年轻的女游医GillyDuncan也去了,她还奏响了犹太竖琴……”AgnesSampson招供道:“我们一起点燃了黑色蜡烛,以亲吻魔鬼屁股的行动,完成了献忠仪式。此外我们还商讨了如何弑君,以及如何在国王去往丹麦的海上制造风暴等……”

尽管不少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比如TracyBorman等,都认为这些“供词”,是在酷刑中,在受害者的精神和肉体被摧残至临界点的情况下,跟着指控书复读的结果,詹姆斯六世却对它们如获至宝,痴迷不已,他甚至让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GillyDuncan,为他弹起了犹太竖琴——尽管在人前,这位23岁的国王,看起来并不残暴。他创建了英国最早的邮递系统,翻译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圣经》,狂爱狩猎,据说还有过男宠。

从此,詹姆斯六世像爱上猎牡鹿一样,爱上了猎巫。他宣称:“法官们认为单凭女巫的供词不足以治罪,但常理告诉我们,这些臭名昭著的女巫们是不可能有正常的证人的,与她们狼狈为奸的,都是异教徒和弑君者(TolboothSpeech,《Tolbooth国王的演讲》,年)”;当时的媒体NewsFromScotland(苏格兰新闻),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AgnesSampson的刑讯奇观:“……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说出国王和丹麦公主圆房初夜的枕边对话!”

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詹姆斯六世成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旋即便在伦敦再版了他著名的“学术著作”Demonology(《魔鬼学》)。书中,他强调道,没有其他证据不要紧,重要是在嫌疑人身上找到女巫印记,只要有印记,便足以定罪;此外,他还极力推荐“水淹法”。他相信,真正的女巫即使被浸入水中,也不会下沉,因为女巫诞生时,内心抗拒教廷洗礼,因此必将被水排斥。该书措辞严谨,形式生动,引经据典,最重要的是,它出自一位国王的手笔,因此一跃成为当年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了最权威的《猎巫指南》。它几乎把英国变成了巫术传染病院,单苏格兰,到年,就有约名“女巫”成了它的实践品。还有很多人靠猎巫生意发了横财:20车泥炭燃料,40先令;4桶猪油,26先令;杉木和铁桶,16先令;24英尺长的吊颈绳,4先令……这还是年的标价;到了6年,10车木炭升至3英镑。此外,女巫们还得自行支付烧巫费,比如一件浸过猪油的麻料衣服的钱,不然就会被烧得很慢(WitchHunt:Historyof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Cawthorne著,p)。

▲被绑在火刑柱上的圣女贞德。绘画作者:Jules-EugneLenepveu

那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一如HannahArendt在《我们这些难民》里的描述:“地狱,不再是某种宗教沉迷或臆想,而是一种实相,就像房子,石头和树。”

詹姆斯六世还试图在全英推行猎巫法。迫于无奈,英国议会同意了,但却拒绝在女巫审判中动用酷刑及火刑。苏格兰某些著名的酷刑,比如“让女巫们穿上特制的醋浸毛衣,脱掉时连皮一起揭下”之类,英格兰大法官们觉得无法接受。这尚存的仁慈,对此刻正徘徊在Warboys村“寻访女巫”我来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安慰,至少它为Alice一家,免去了极刑之苦。

躲过极刑,却不一定躲得过身体羞辱。为了向众人展示女巫的印记,Alice一家被吊死后,监狱长和其夫人扯掉了Alice的衣服,在她的某个隐蔽处,掀出一颗小瘤,半英寸长。他们向四十多名围观者公开展示了这颗小瘤,监狱长的夫人还亲自刺破了它。黄色的乳液溢了出来,接着是一股透明液体,最后是血(TheStoryoftheThrockmortonChildren,《Throckmorton家女孩的故事》,根据当时的法庭证词编写,WidowOrwin付印,年出版)。

可见,猎巫运动虽多发于Warboys那样的小乡村,却不只是斗筲之人的乡野陋习,而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暴行:顶端有教廷和国王的推崇,中端有贵族到资本家,法官到医生等精英阶层的簇拥,底端有专制主义滋养的父权和厌女文化作为民粹基础。以巫术罪展开的审判,虽貌似理论精细,程序合法(酷刑在当时具有其合法性),借用MaxWeber的概念,其实是一种“本质上的非理性(formallyirrational)”审判,因为它的判决基础,是建立在“作为次品的女性”及“作为迷信的巫术,诅咒和预言”之上的,其动机是寻找替罪羊,根基则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Warboys村的大街小巷里,至今没有Alice的纪念碑,我只看到街心一座钟楼,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年的庆典而建。钟楼顶上,避雷针似地,插着一枚铁铸的“骑扫把的女巫像”,颇具讽刺意味。十多年后,VirginiaWoolf到Warboys村度假,住在St.MaryMagdalene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她觉得整座村庄“忧郁极了”。她写道:“到处都是阴沉的墓碑,刻着奇怪的图案和天使的头颅,很多墓碑没有名字。我仿佛走在苍老无名的,山丘掉落的尘埃之上。”

Alice的冤死,固然毫无悬念,但那一纸死刑判决书,便是她留给后人的唯一念想么?带着疑问,我敲开了Warboys村当地史学家JoanColes的房门。

JoanColes虽然上了年纪,看起来却仍像骏马一样健壮,穿着一件蓝T恤,领子下方还绣着一枚“骑扫把的女巫”。未到不惑,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独自养大孩子,打理农场,学习历史,收集史料旧物,并四处讲座,此外还是一名钓鱼高手。她的厨房阔大,斑斓,橱架上摆满了古老的药瓶,彩色的玻璃容器,动物头骨,日本步枪,石器时代的燧石刀具……

“我若出生在Alice的时代,肯定早就给当成女巫吊死了!”她露出讥讽的微笑,边拿出一叠讲稿,缓缓翻开,露出工整漂亮的手写体。她用洪亮,高昂的语调,为我朗诵了她撰写的《Warboys村女巫事件》的其中一章。

在整个事件中,最令JoanColes动容的一个细节是,Alice被正式逮捕之前,一群拥有神学背景的剑桥学者涌进Warboys村,围堵了她,并逼问其信仰。Alice脱口而出的,不是“God”,而是“MyGod”。她斩钉截铁地说,“MyGodwilldeliverme,myGodwilldefendmeandrevengemeofmyenemy(我的上帝会拯救我,我的上帝会保护我,为我破敌雪耻)。”

“你看,MyGod,多么遗世独立的表述!在那样一个年代,面对一群那么显赫的人!”JoanColes激动地说,“她的‘MyGod’,不是别人的上帝,而是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上帝。”

读到这一段文献,我也非常震惊。单凭这个表述,Alice就把自己从父权社会的一神论中释放了出来,尽管,单凭这个表述,她就够得上“异端罪”了。异端罪和巫术罪一样,都是死罪,但人毕竟是人,怎会像草芥一样,轻易屈服于强权?如果“女巫的印记”,对应的是某种“对抗基因”,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Alice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行刑者仍要将它掀出来,刺破,并当众凌辱了。猎巫运动的目的之一,无疑是要通过一切暴力手段,消除女性本体意识(Women’sConsciousness)中的所有潜在的对抗。

这种试图倚赖暴力铲除对抗基因的暴力模式,是不可能永远取得成功的。詹姆斯六世的儿子查尔斯一世,也想像其父那样将专制进行到底,却最终在年,被共和党领袖OliverCromwell砍了头。四十年后,英国成功地进入了议会民主制,与此同时,猎巫运动也逐渐走向式微。对此,美国历史学家EdwardBever评价道:“与其说统治精英们几乎同时感到了一种自信的危机,不如说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权威的危机(WitchcraftProsecutionstheDeclineofMagic,《巫术迫害和巫术的消退》,p-。)”可见,只有在一个连国王也有可能被砍头,权威(Thedivinerightofkings)遭到质疑,专制主义不再被民众青睬的时代,像猎巫运动那样的人为灾难,才有可能获得转机。

更大的转机来自随之而来的启蒙主义。18世纪,自然科学,相对论,自然神论,宗教宽容,取缔酷刑,让女子也受教育等等主张,开始渗入人类思想的荒芜之地。英国第一位女性主义者,MaryAstell(-)以及后来的女权主义斗士们,亦开始不遗余力地,挑战起“男性中心论”的壁垒。针对“女人无脑论”,MaryAstell反对拿某个聪明女人作典范的经验主义实证论。她说,女性能思考,作为一项事实,是无需证明的。一个女人,只需转向自己的内在,感受自己的思考历程,就是极佳的明证——这一革命性的观点,彻底地否定了“女性毫无思考能力,易被魔鬼诱惑,因此最易成为女巫”的谬论。随后的女性主义作家,比如MaryWollstonecraft(-)等,亦迅速地接过了拉力棒。MaryWollstonecraft写道,我们要将女性的思想伸展开来,放大,大到足以遮住所有的服从观为止(AvindicationoftheRightofWoman,《女性权益辩护书》)。

随着对抗的持续,18世纪上半叶,英国议会颁布了禁止猎巫的法案,席卷整个西方的猎巫运动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建立在寻找替罪羊和偏见之上的暴行,比如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极端右翼分子对基督城平民的屠杀……却未见百分百离席。因此,对女巫的去魅,做为一种非常有效的举一反三,仍显得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当代女性的处境,在不同的时刻和地区,仍处在微妙地反弹之中,悲剧重现的可能性,并未完全降至为零。温习和感受女性的受难史,也许仍是避免悲剧最有力的途径之一。

最后,我想把一节叫做Allsing(《齐颂》)的短诗,献给声称“拥有自己的上帝”的Alice,它来自英国当代诗人GeraldineMonk的诗集PendleWitchWords。

……

不可刺透的直到被刺透

才能彻底刺透:

思绪抓不住这一刻

但鲜明的哀叹可以

刺穿的痛力可以

痛苦的绝对性也可以:

记忆变成现实成为记忆

张开大口,吐出一道惊雷

一个真相/黎明/和一番醒悟

筑起广岙

和无限

外面和外面世界的存在性

……

(作者注:像Warboys一样,“Pendle”是英格兰的另一个小乡村,年,当地九名“女巫”被逐一吊死。为了纪念这些无辜的生命,GeraldineMonk写下了这本诗集)。

原标题:《从上至下的暴行:英国猎巫运动丨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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